今天点虫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冷门创业农村小说,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一：有哪些男主穿越到六零年代发家致富的小说？
答：《六零年代》、《归田1960》、《蜜芽的六十年代》、《重生财迷》、《奋斗在六零》。小说都属于男主穿越到六零年代，然后通过努力发家致富的，作者文笔细腻，值得推荐。
1、《六零年代》：男主重生到七零年代的贫苦农家，恰逢原主母亲知青回城，而后男主确认了母亲的心意，与父亲一道发家致富。带有重生的先知与父亲独到的眼光，一家人实现了物质生活的大飞跃，走出了乡村，最后在北京扎根。
2、《归田1960》：男主穿越带头种地，前期主要展现了男主及其家庭的成长以及女主的成长。后期男女主感情穿插于成长之间，是女主成长的一部分。特别是前期农村及县城的描写画面感十足，语言生动活泼，市井气十足。
3、《蜜芽的六十年代》：男主穿越回了六十年代，成了家里老太太千盼万盼来的小孙子，成了家里老太太最喜欢的孙辈。这是一本毋庸置疑的甜文，男主的成长十分自然，日常也没有什么主角光环，一切的剧情都显得恰到好处。
4、《重生财迷》：讲述男主重生回六零年代，然后靠厨艺一步步走出小城，发家致富的故事，男主做饭超好吃，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女主的金手指很苏，是个抠门的聚宝盆，但是真的好萌呀。比较励志，属于小爽文。
5、《奋斗在六零》：一篇有年代背景的文，写的是六零年代的故事，男主是重生的，作者的文笔很细腻，女主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她生活的小弄堂，遇到了男主之后，两个人一起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奋斗，女主一直都不知道男主是穿越的。
二：有关柳青创作《创业史》的背景资料
答：作者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人。1936年在西安主编《学生呼声》，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著；1938年赴延安，任随军记者、文化教员、米脂县基层乡政府文书；1949年后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52年赴长安县乡村插队务农，后作长安县县委书记。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创业史》 《铜墙铁壁》（一九五七年纪事），短篇小说《地雷》《待车》，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等。 《创业史》，1960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内容概要
《创业史》小说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
作品内容：反映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指出了在当时农村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梁生宝、高增福等贫雇农；另一边是富农姚士杰、中农郭世富、村长郭振山之间的是梁三老汉。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创作过程
柳青在《创业史》中第一句话就说：“我这是在写小说吗？不是。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 。因此这部小说所具有浓郁的陕西风情，以及作家深刻的思想立意能够深刻打动读者。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 据说他当时的级别是9级，是非常高的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柳青的《创业史》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据说稿费就是十万元，柳青把这些钱全部捐献给了农村，为农村买化肥、农业机具，安装电线等，总之，他是一个彻底忘我的文学家。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一贫如洗。
当时，“文革”前，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史在中国文坛上可以说是独占鳌头，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柳青的小说不仅在读者当中赢得了好评，而且在文学界也是一片叫好声。《创业史》所创造的梁生宝、徐改霞、梁三老汉等艺术形象成为文学界议论的对象。
柳青写《创业史》其实也是受到“文革”前所谓三面红旗的影响，尽管他对农民和农村倾注了大量真诚的感情，但是，他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某种解释，梁生宝这个人物当时也是存在争议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人物被作者拔高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还是恰如其分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局限，谁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自己去独立发展。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要作家历史观念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恰恰是文学研究必须要接触的内容。
长安的常宁宫。那里有孔窑洞，据说这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真实地址所在。
《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著作解读
《创业史》通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小村落蛤蟆滩的生活演变，广阔地概括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社会矛盾冲突，着重表现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小说一开始在“题叙”中叙述了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这部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典型概括。“题叙”意在表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民要真正致富，即使拚尽毕生的精力也是难以实现的，只有走党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农民才会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然而“创业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的正文围绕着粱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遇到的复杂斗争。作者把这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体现为三股力量：一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个农村坚持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凭借个人优厚的经济力量，用自己的“榜样”去吸引个体农民，公开跟农业集体化对抗；二是反动富农姚士杰，这个狠毒的阶级敌人站在郭世富的背后，施展阴谋诡计破坏互助组；三是党内的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郭振山，他是土改后的新中农，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暗中抵制合作化运动。这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作者表现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向上，却无意中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场斗争中，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取得了节节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这样确立小说的矛盾支架，显然是遵循着当时所普遍确认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矛盾的认识，即：与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的斗争、与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的斗争。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矛盾的本质化认识，化成了艺术构思。但可贵的是，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没有把这些斗争简单化、表面化。首先，它大胆地揭示了这些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在作家笔下，即使贫农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坚定地同梁生宝站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高增福、冯有万；也有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不同程度地落后于时代革命潮流的人。梁三老汉长时间对互助组持怀疑的态度，王二直杠至死也没有接受社会主义，他们头脑中的私有制观念，也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种阻力。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农村各个阶级、阶层、家庭、邻里以及党组织内部各种思想性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思想性格冲突，有的表现在行动上，有的表现在思想上，也有的只是表现在心理变化上。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跟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铺展这幅历史画卷时，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跟土改运动不同，土地改革可以用政治强制手段，剥夺地主的生产资料，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和大量反映在人民内部。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和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观念的束缚，只能靠教育的方法。因此，小说没有去写惊心动魄的大事件、没有制造轰轰烈烈的斗争大场面，而是通过梁生宝互助组“买稻种”、“新法育秧”、“进山割竹”等一系列“生活故事”，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面临着历史性变动时，我们只有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一种能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优越的生产方式才能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创业史》通过真实展示生活的具有魅力的艺术手段所揭示的这个深刻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使它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更能经住历史的检验。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人物形象
小说《创业史》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小时讨过饭，长大熬过长工，解放前在荒山野岭当过“地下农民”，跟继父一道饱尝了创家立业的辛酸，并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劳动者的优秀品质。这个年轻的预备党员，在党的教育下，一旦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就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正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在革命的征途上退了坡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一个积极、聪明、公道、能干的领袖人物。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他写成“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他谦逊、纯朴、老实、厚道、善于思考，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更不指手划脚、夸夸其谈，表面上甚至还有些面嫩口拙，爱情生活上更是缺少勇气和机智。但是，听党的话，热爱社会主义，富有牺牲精神，是他的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小说抓住他的性格中这一最主要特点。着重描绘了他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实有力的行动。互助组初期，当庄稼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富裕中农郭世富时，他跑到郭县买回稻种，在互助组内搞稻麦两熟。这件事比郭世富楼房架梁仪式更能牵动庄稼人的心，人们一下子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粮食增产措施上来了。此一举使郭世富深为不安，他想：“没想到让他小子跑到咱前头去了！”“活跃借贷”时，富裕中农不愿再把粮食借给困难户度春荒，连有能力的郭振山都束手无策了，他却组织人们进山割竹，解决了困难户的粮食和互助组的肥料问题。显然这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似乎很“平凡”的行动，在蛤蟆滩庄稼人的心底掀起重重波澜，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小说还通过“买稻种的路上”、“和增福夜谈”等章节“对梁生宝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揭示，展现了他的崇高的心灵美。他决心把自已的一切部献给党的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他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作者创造这个农村新人形象，自然有其坚实的现实根基。尽管作者为了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有意对人物作了净化的处理，略去了这个年轻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形象的可信性。但是，这个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勇于进取、坚忍不拔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严于律己和注重求实的作风，确实曾经有力地吸引了许多读者。尤其是作者对陕西农民所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精细把握，更有助于他使这一形象保持着感人的魅力。
梁三老汉是《创业史》中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旧社会，这个老贫农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创立家业的辛酸史，因而衷心拥护土改。作为一个小生产者，他最大的梦想是利用新社会分给他的土地，用狠命的劳动真正地创立起个人的家业来，也做个郭世富式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所以，当社会生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革时，他一时是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这是他作为背负着几千年私有制观念因袭重担的农民的保守性所决定的，另一面，他又是个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者，“被剥削过的痛苦的记忆”，“受压迫的心灵”，使他“在精神上和王书记、党支部、生宝们挨近”。他尽管怀疑、反对儿子办互助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命运。作者相当精彩地描写了这个矛盾着的双重性格，并着重表现了这个人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他先是反对互助组，接着对自己迷恋的旧道路产生了怀疑，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儿子的道路是对的，站到了合作化运动的一边。梁三老汉这样的曾经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艺术形象，虽然并不是《创业史》里所独有的，但是能够把一个农民在告别私有制时思想性格的转变，及其心灵上经历的艰巨的、痛苦的斗争过程，示得如此完整、细腻、入木三分和震撼人心，确实令人惊叹，可以说，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
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的形象，也塑造得各有特色。
郭振山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警策意义。他身为共产党员，却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对互助组冷眼旁观，极力打击它的威信，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一块绊脚石。他虽然精明强干，头脑灵活，但只顾个人私利，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这就使他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他明明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却装腔作势、强词夺理、指手划脚、咄咄逼人一派家长作风。小说通过他自己的言与行、他的言行与梁生宝的言行的生动对比，把他的这种思想性格揭示得十分深刻、鲜明。这个形象告诉人们：抱着个人主义动机在党内找出路，就要同党的方针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的共产党员如下认真改造思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最终也会在政治上毁掉自己。
郭世富和姚士杰是作者描写的两个既有共同点又彼此区别得很清楚的反面人物。在抗拒合作化潮流上，他们有一致性：然而社会地位的不同，又使他们在动机和行为上带有各自的特点。富裕中农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精明谨慎。他出于个人的发家狂，处处跟党的号召相对抗，但搞的是“合法斗争”，姚士杰这个富农分子则跟新社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他表面“老实”、“积极”，内心阴险狠毒，诡计多端，暗地进行破坏活动，表现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
此外，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杠、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是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以相互不能取代的地位，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意蕴。
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创业史-题材及结构
《创业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概括，从广处着眼，向深处突进，具有史诗的特点和规模。
在题材的处理上，小说把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作品描写的重心是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个题材本身的历史深刻性的挖掘上。《创业史》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种思想的斗争，艺术的触角既触及到了农村中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也伸进了蛤蟆滩草棚院里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角落；既展现了运动的滚滚向前的主流，也揭示了它的支流、暗流和逆流；既写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也写到了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无疑这是对生活的很有深度的反映。同时作家又以历史家的眼光开拓了题材的广度：一方面通过“题叙”以及人物生活史的介绍，把蛤蟆滩的现在同蛤蟆滩的过去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通过郭世富黄堡镇卖粮、改霞进工厂等情节，把蛤蟆滩的斗争，跟当时全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起来。这样，蛤蟆滩的斗争就有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背景，读者能够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到它的位置，从全局的联系中看到它的意义，历史的深度同广度达到了统一。
在人物的描写上，小说表现了宽阔的艺术视野。作家笔下的人物很多，几乎包括了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典型。这些众多人物把社会生活面铺展得很广。同时，作家又特别注意揭示各种人物的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使每个人都有一部生活史。通过对人物的这种有深度的描写，读者就能理解他们在现实斗争中何以如此表现，并且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如由于梁三老汉解放前有一段悲惨的创业史，土改后又产主取得四合院长者地位的梦想，那末他在合作化运动面前踟蹰不前，跟私有制观念决裂得那么艰难，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又如通过素芳极为特殊的悲剧命运，以及对她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受着封建宗法家长制禁锢的描写，就有力地揭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关系。在这里，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就联系起来了，增加了作品的含量和厚度。
在结构的安排上，按照史诗规模的要求，《创业史》采取了多卷式的布局。第一部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题叙”与“结局”。“题叙”为行将开始的斗争提供了背景，“结局”在第一部与第二部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者叙述了生活的源头，后者显示了生活的去向，这就使第一部既是一个独立的艺术整体，又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还要发展的生活阶段，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在严谨的结构安排上得到了落实。
《创业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有些章节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冗长，造成了情节的发展阻滞迟缓。但从整体来说，《创业史》不失为思想与艺术达到了相当完美统一的巨著。
三：《创业史》简介及人物分析
答：一、作品简介：
《创业史》以梁生宝互助组的发展历史为线索，通过对蛤蟆滩各阶级和各阶层人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的描写。
深刻地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阶级关系及各阶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完整地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特别是他们对待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私有制所持的立场和感情的飞跃。
也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的原因。柳青在皇甫村踏踏实实地生活了14年，对农村中各种人物了如指掌，这给他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人物分析：
在《创业史》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形象。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两个人物，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特色的典型形象的行列。梁生宝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
在披荆斩棘带头创社会主义大业中，他有胆有识，既有宏伟的气魄，又有实干精神。他身上既有勤劳、朴实、善良的中国传统美德的闪光，又有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精神的张扬。
这是一个讲原则、重情感，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是极有感染力的艺术典型。作者不是单线条地勾勒这一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
这是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
三、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农业的公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农村乡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
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村乡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
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村乡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
1952年5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后皇甫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创业史》以秦岭山脚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
在《创业史》的开篇，中国土改已经结束，互助组刚刚建立但是面临很多问题，通过蛤蟆滩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出场和表现，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
扩展资料：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
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
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
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
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创业史
四：创业史主要内容
答：全书内容梗概
1929年，亦即民国18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哀鸿遍野，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大步流星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年过四十，妻子新丧，大家当然明白他的企图。果不其然，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二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他抚摸着宝娃子的头，发出了再创家业的豪壮誓言。
宝娃至此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牛死妻亡，天灾人祸，接踵而来，连祖上传给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
。然而，创业艰难。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创业的担子，历史地落到了生宝的肩上。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矛盾冲突核心是谁应该主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沉浮，掌握蛤蟆滩人生活的方向盘。他俩的矛盾斗争在《创业史》的第一部已经展开，只是居于次要地位，到第二部就上升为主要矛盾。“能人”郭振山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
梁生宝与贫雇农互助合作初期，蛤蟆滩很多人私下里“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要是代表主任郭振山出头领导那样一个互助组，也许还有点门路。”在蛤蟆滩人的眼里，“论办事能力，郭振山不在乡支书卢明昌之下”，然而，郭振山这位蛤蟆滩最早的党员，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代表主任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他把富裕户郭世富当成自己的榜样，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
高增福互助组缺少畜力，想吸收两户中农，托他去做工作，他劝高增福，应该打自个过光景的注意。梁生宝垫钱为互助组买新稻种，他却暗中贯彻执行自己的五年计划，私下里投资韩万祥的砖瓦窑，事后还埋怨梁生宝没有给他留新稻种，忘了他这个入党介绍人。
梁生宝冒着危险带领群众进山割竹子困难户度春荒，他却埋头改旱地为水田，拼命追赶富裕户郭世富。此后，梁生宝克服各种困难，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灯塔社，他就搞假的互助联组，与梁生宝对抗。
梁生宝搞牲畜合槽，进行互助合作示范，他就杀猪卖肉，显示互助联组的优越性，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郭振山虽然聪明过人，却目光短浅，始终只看眼前，不知放眼未来。他既爱面子，又捞实惠的精明，不可能长久蒙蔽蛤蟆滩的群众。
梁生宝与郭振山的冲突，表面看来是新旧两位代表主任的矛盾，实质是对于代表主任职责的理解的冲突，是把“代表主任”看成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底层群众权益的保护者，还是看成捞取个人荣誉的招牌，获取一己私利的通行证。梁生宝把自己当成底层群众的公仆，办任何事情都以公字当先，为底层群众的利益着想。
郭振山是一个缺乏公共意识，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不想为底层群众奉献，单想获取公仆的荣誉，到后来，连许家大院最信任他的改霞妈，也对他产生怀疑，才使他认识到，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只有真心实意为集体谋福利，才能得到底层群众的信任，如果在群众面前玩小聪明，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一边为自己捞取权势和荣誉，一边又痴迷于发家致富，最终必然失去底层群众的信任，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身外型。
经过与郭世富和郭振山两位“能人”斗争的洗礼，梁生宝逐渐从蛤蟆滩的社会生活边缘走向中心，逐步占领了蛤蟆滩人改造旧世界、开创新历史的舞台。虽然旧的生存方式及其代表人物绝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机关算尽，采用各种手段阻止新生力量的成长，然而，这一切反作用力，只能催生新生势力的代表梁生宝在开拓新生活的道路上愈挫愈勇、不断壮大。
进一步来说，新生力量的代表，也只有经历各种艰难打磨，挣脱各种困苦羁绊，才有能力挑得起新事业的大梁。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农业的公民，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砸碎了压在农村乡民身上的反动政治机器，使农村乡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农村乡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出台诸多具体的农业优惠政策，农村乡民对合作化的态度是疑惑中有期待。
1955年之前进行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工作，基本上是符合农村乡民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出现的因规模狭小和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生产力低下、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是适合当时农村的发展和农村乡民的认识水平的政策措施，其结果也是明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只是到1955年以后躁冒进、盲目集体化的倾向才开始出现
1952年5月柳青到陕西省长安县后皇甫村落户，身体力行地投入到田间生产中。《创业史》以秦岭山脚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互助组的曲折发展过程，来反映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的过程和必然趋势。在《创业史》的开篇，中国土改已经结束，互助组刚刚建立但是面临很多问题，通过蛤蟆滩上形形色色人物的出场和表现，可以看到乡村伦理和政治话语冲突之下的各阶层权力的博弈和纠缠。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创业史》小说中，核心人物梁生宝一出场就具备了沉着、冷静、思想觉悟高等一系列将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的性格特征。对于奋斗和抗争苦难的叙述中，因为他的出身和苦难经历以及党员身份，就拥有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具备了充分的革命理由，所以很快被引导到革命队伍，迅速地与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拉开距离，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领路人。
梁生宝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党领导，我慌啥”，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言人自居，时时刻刻将一切大大小小的事物都纳入到“集体”的圈子里来。这样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个人的奋斗微不足道，集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
在他办的农业合作化和进山劳动等几件事中，作者将其预设为“共同劳动”、“集体进行”才能完成的工作，为进一步夸大集体力量的无所不能和突出梁生宝的“英雄人物”形象，做了周到的计划。在展现“集体话语”的模式下，梁生宝抗争苦难、对抗命运的重心已经游移，成了他与“蛤蟆滩”“三大能人”能力的比试。
而在“三大能人”地位、身份、年龄、心计都比梁生宝略胜一筹时，他的道德、觉悟、党性都成了与其对抗的有力砝码。个人奋斗的主题被完全掩盖，转而成为了两种政治力量的殊死较量。同样，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个人因素并不是考虑的核心，人本要求和自主选择的意识也被淡化，党的威信、“思想觉悟”的高低、处理不好婚姻问题对党的影响成为梁生宝考察的第一要素。
并且为了合作化的事业不停地拖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梁生宝实际性格特征中的强弱质，渗透了集体意识形态对于当时大众的规约。
作者在《创业史》文本中，塑造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众生群像，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总的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是每一次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群体，作为男权传统思想统治下的女性，在变革中的变化能够深层地体现变革的本质。
一、缺失的自我——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在《创业史》中用他关怀的目光塑造了梁秀兰和赵素芳这两个生活在男权话语下的两个青年女性，梁秀兰是被所有人肯定和赞扬的，赵素芳是从被唾弃到被拯救的，然而两者得到的社会评价都是基于男权话语世界的，两者都是生在缺失了女性自我的状态下的，这就是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梁秀兰是一个极具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带着所有人羡慕和支持的目光到了婆家，之后，便再也没有露面。秀兰无非过着和她母亲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的一样的生活，这种失掉自我的人物让人们感到遗憾，然而，这却是当时传统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
柳青用秀兰和她的母亲，共同演绎了女性从“女儿”“儿媳”“妻子”“母亲”“婆婆”“祖母”的一系列社会赋予女性在家庭的角色，她们两个人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人。这两个人物形象，几乎得到了所有旁观者的肯定，无论是初次看到梁生宝母亲的邻居，还是梁生宝朋友韩培生的赞美，即使是新时期走向新生活的徐改霞，面对秀兰包办婚姻的选择，也从最初来源于少女情怀、追求爱情的观点转向对秀兰深深的敬意。
柳青通过韩培生的口直接赞美：“她，外表平凡，又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心情是多么伟大、崇高啊。”她们符合社会规范的举止行为使得她们没有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受过世俗异样的眼光，然而看似美好的生活下是苍白而无趣的自我，这就是最真实的女性生存的状态。
赵素芳是《创业史》中刻画最为悲剧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从新中国成立前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柳青常用“可怜的素芳”来称呼她，她生存在矛盾与挣扎的自我救赎当中，这种矛盾与挣扎恰恰是人的真实写照。
自始至终，素芳都背负着传统道德的审判，她的父母、她的公婆、她的丈夫傻栓栓、她的邻居，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这种眼神来源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在这种压抑的毫无生气的环境中，仍不能泯灭她作为女性、作为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她向邻家的梁生宝示好，她并不是放纵的女人，她只想和一个人好，她内心里看不起和多人暧昧的翠娥。生活在缺少关怀和爱的家庭，这种渴求是本能而真实的，于是她屈服于姚世杰。然而没有人从“人”的角度给予她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即使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也冷冷地拒绝帮助她走出家门参加群众和社会活动，她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
即使到了1976年，柳青续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素芳在王瞎子死前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然而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没有文化的素芳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她只能够想到自己的悲剧来源于封建社会对父亲的毒害，她要用劳动来获得解脱，她精神抖擞地要和弱智丈夫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她对未来的生活仍旧充满着希望，这不禁令我们唏嘘这个女人对生活那种朴实的渴望和追求。
柳青并没有安排素芳真正追求自己作为女性应得的幸福，她的婚姻也是包办婚姻，更何况她的丈夫还是一个弱智，这对女性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作者并没有安排素芳离婚，徐改霞可以抗婚，刘淑良可以离婚，离了婚的刘淑良还可以找到梁生宝这个大家公认的好小伙，而可怜的素芳仍然没有寻求幸福的意识，可以说，最基本的女性权利都没有得到。
在徐改霞身上，显然看到了女性摆脱男性束缚、独立思考人生的品质。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用了第六章一整章的内容在讲素芳政治上的思想变化而忽略了她作为女性应追求的幸福，这个可怜的女人虽然她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劳动、参加了社会活动，然而她自身对于女性的认知仍然是空白，这种解放仅仅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主的解放。
二、找寻的自我——走向城市的女性形象
徐改霞是柳青最为喜欢的人物角色，柳青常用“咱改霞”“‘我们’的改霞”来称呼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农家姑娘。这个女子最初是寡妇母亲严加管教下的见人脸红的小姑娘，而后断然抗婚，并能在万人大会上发言；
她一开始对梁生宝一往情深，主动找一切机会向生宝表白，而后清醒认识自己，果断斩断情丝进入工厂。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徐改霞思考着爱情、婚姻、事业等相互关系，走出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道路，这种觉醒是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个性解放。可以说，徐改霞身上寄托了柳青对农村女性解放的思考和期望。
徐改霞是创业史》整部作品中抗婚成功的一个，婚姻的自由是女性自主的第一步，改霞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抗婚的缘由并不是其他人所想的因为女婿长得丑，而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有着自己的追求，“要找一个思想前进的、生活有意义的青年，她才情愿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扭在一起”；
这个有名的俊女子认为那些贪婪她美貌的人是肤浅的，美貌是男权世界对女性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她已经有意识地思考着女性自身的价值；面对秀兰的婚姻，她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个闺女家，可以拿一切行动表现自己爱国和要求进步，就是不能拿一生只有一回的闺女爱，随便许人”；
对于爱情，她有着懵懂的理解，“不管他男方是什么英雄或者模范，还要自己从心里喜欢，待在一块心顺、快乐和满意”。作者赋予改霞寻找自我的第一步。
在徐改霞创造机会与生宝亲近，试探生宝的心思，约见生宝表白，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她不断思索着爱情、婚姻与事业的关系，这是女性寻找自我的关键，追求爱情而不迷失自己。“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
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但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
这是多么深刻的关于女性人生的思考啊，在新的社会中，女性既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工作，又背负着传统女性的家庭职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在提高，女性是否能处理好新时期带给自己的挑战呢，这是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所做的实际的思考。
在《创业史》第二部中，为了烘托更为接农村地气、能下地劳动、能操持全家人吃穿的刘淑良，多次将改霞和淑良进行比较，甚至用“慌慌溜溜”来形容她，但是，正是由于这多次的比较，才更证明了梁生宝对改霞不能忘却的记忆，在这些词语里，能看到一个可爱的、积极的、上进的、有着少女情怀、对生宝无限爱恋的真实的姑娘。
虽然改霞对梁生宝有着无限的爱恋，虽然在《创业史》创作之时，批判农村女性进城的声音四起，该文本中也借用王亚梅的话语描述了当时对农村姑娘盲目进城为摆脱贫穷农村生活的做法的批判。
改霞作为柳青着力塑造的一位新女性的代表，在大环境的反对声中，柳青依然安排了改霞进城，这个进城并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她更是改霞思考爱情、婚姻、事业的结果，是女性真正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柳青对妇女解放的思考显然不是把它作为社会解放的一个方面或者社会解放的结果，而应该是真正的女性解放、个体解放、个性解放。
三、独立的自我——走出家庭的女性形象
王亚梅在文中的出场并不是很多，只有寥寥几处，但细读该文本，却发现，她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带着热情，带着对是非的分析判断，虽只是为相关的人物做了陪衬，然而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笔。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柳青用这样一个女人来传达正确的思想是深有意味的。王亚梅的首次出场是徐改霞报考棉纺织厂时与之巧遇，王亚梅是青年团县委的同志，而且是县上某位负责同志的爱人。改霞报了名，在人群中挤路，王亚梅喊着改霞的名字“从人丛中挤过来”，并且抓住了改霞的手，脸上带着“喜欢改霞的神情”、“一见如故”拉过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非常熟悉”地询问改霞的情况，“用手亲热地摸着改霞的肩膀”，还关心地问起生宝的情况；
这一系列的描写，体现她对这样一个两年没见的仅仅下乡时见过的积极分子的关心，以及作为领导干部的她对农村事业的关心和热情，这种积极了解基层情况的工作作风，持续存在于创业史的两部创作中。她解答了改霞的藏于心中的困惑，改霞豁然开朗，“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
改霞认识到了郭振山的狭隘思想，很快觉醒，摆脱了郭振山的影响，放弃报考工厂回了家。改霞自小受着郭振山的影响，从抗婚到进学堂，到参加社会工作，到报考工厂，实际上，作为女性的改霞始终被作为男性的郭振山所引领，她的自主意识的觉醒并不是自主的，而此刻，由于王亚梅的点拨，改霞开始了真正的女性自主解放。
而后，王亚梅作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一次一次出现，总是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在《创业史》第二部中，她作为工作组的干部为灯塔农业社第一生产队的妇女队长起了个郭秋霞的名字，并说这是“老来红”的意思。
虽然这是别人转述的话，仍然能感受到王亚梅爽朗的性格以及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赵素芳终于得以走出家门参加妇女小组学习，“好心肠的亚梅”同志鼓励她认真学习。王瞎子死了，素芳借埋葬公公的机会痛哭了自己的命运，傍晚时分，王亚梅来看望她，用“亲姐姐一般怜惜的眼光看着她”，用“手指纤细白净的两手，捉住素芳粗糙结实的两手”。
赵素芳一直处于自卑而迷茫中，得不到大家的理解，这一刻，当王亚梅鼓励她“日子会过好的”时候，她终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为启发教育魏奋，故意设计了电话通知的语言，柳青安排了王亚梅道出了杨书记有意安排的深层含义。
王亚梅的形象随着一次次出场而逐渐鲜明起来，可以说，直到《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十七章，才看到了柳青塑造王亚梅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三章的时候，杨国华教育魏奋时提到“要学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
担心作为县委书记妻子的王亚梅误会他“在下边同干部谈话时映射书记不深入实际”，此时，书记和书记夫人的工作作风的不同已经彰显。到了第二十七章，这种对比更加凸显。王亚梅在杨国华找陶书记谈话之前见了杨国华，热情地谈起了梁生宝婚事的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还故意去看了刘淑良，这种特别的关心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眼光，而是“完全是从革命工作出发”，这是王亚梅了解基层工作、了解基层干部的体现；
而后进来的陶书记却只愿“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部’”，脱离基层、脱离实际、偏听偏信，用原则制约着具体问题的解决。作为生活在陶书记身边的人，王亚梅看似不经意的出现和家常式的谈话却更加衬托出陶书记的脱离群众的思想，这种衬托远比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衬托对比更鲜明突出。
至此，这个女性出场的使命也越来越清晰，身上闪耀着光芒，她并不是随意出现的普通干部，而是作为女性干部出现，她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理解、耐心和聪慧，她虽为陪衬，却总是在关键时刻传达出正确的思想，用一位女性来担当这样的角色，这是柳青对女性充分的肯定。女性形象的书写，为《创业史》增添了主题的张力
参考资料：创业史--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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