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点虫知识就给我们广大朋友来聊聊北海公园事件,以下关于观点希望能帮助到您找到想要的答案。

提问1:新闻摄影对社会的影响

新闻摄影对社会的影响

最佳答案:无处不在是新闻充满了这个社会,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下面我来 说说 新闻摄影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个历史真实 故事

1950年代新闻摄影造假史

亩产3万斤的水稻田里,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他们脚下厚密的稻穗似乎拥有沙发般的弹力。这张1958年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新闻图片,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照片说明里提到的高于正常产量数十倍的数字,曾一度让大陆民众对新中国的生产力,产生狂热而盲目的信心。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这张假新闻照片只是一个庞大的新闻造假体系中的片断。但在新闻史的研究中,这段历史始终在角落里若隐若现。而近日出版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中国摄影争辩》,则揭开了60年前,大陆新闻摄影界围绕新闻真实性问题的3年争辩,讲述了新闻照片如何在为政治服务的官方语境中,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找到合法性的一段历史。

60年后的今天,接受过该书作者晋永权采访的中国第一代摄影师,翻检此书时,不仅有忏悔,更感叹:“历史的遗迹至今遍布中国大地。”

虚构和组织加工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官方新闻管理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下设的新闻摄影局,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严格。

1952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许必华,还记得参加培训时,老师提到的两个假新闻案例。一名记者,到北京郊区拍摄乡村 文化 馆,可能是文化馆已经解散,他就搜集了杂志、书籍,找几个农民在那儿装模作样看一下,拍了照。另一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拍摄港口时,仅有3条船,他感觉非常凋零,就拍了两次,合成一张有6条船的照片。这两名记者均受到处分,拍文化馆的那位,因完全无中生有被开除。

当时官方强调要“大力反虚构”,晋永权说,但因现实中已存在造假行为,业界对采访中记者是否能干涉被拍摄的人或事物的讨论已经开始。待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官方观点逐步转变,提出在采访中可以进行一定的“组织加工”,理由是:为使新闻图片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充分地表现图片的主题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美,对人民群众起到更大和更好的鼓舞作用。

1956年3月,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读。这个当时摄影界最高级别的官员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要反对虚构和摆布,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作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比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者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它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但虚构、摆布和组织加工、技术性调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概念从未有人能清晰讲述,在当年的新闻摄影界引发混乱。这年7月,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的一张照片,成为引发这些问题大讨论的源头。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北海公园,杜修贤和朋友的孩子坐在园内出租的 儿童 车上的留影。杜修贤拍下这个场面后,作为公园出租儿童车的新闻发表,但北京分社认为这张照片纯属“摆布”,是造假,压下不发。当一些同事批评杜修贤的行为时,摄影组的张惠贤却认为:不能因为坐车的是记者的孩子,就说这张照片是虚构或不真实的。杜修贤也解释说,带着熟悉的小孩拍照,会比较理想,但并不影响新闻性和真实性。

年末,新华社官方出版物上,刊登了新华社总社的意见,提出“把自己的家属当作‘理想’的拍摄对象是不恰当的,这种理想只能导致肆意的摆布”。但一场围绕关涉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见之后并未就此停步。

为政治服务

杜修贤事件的前3个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提意见,甚至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为这场讨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舆论氛围。

此后数月,编辑、记者、业内刊物的负责人、摄影学会的会员纷纷加入这场讨论。各方人员提供的真实案例表明,虽然虚构新闻并不被业界认同,但在“组织加工”名义之下,记者干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洪克“组织”过一张毛泽东的照片,颇受官方好评:休息室里,年轻的女劳模徐建春给毛主席的香烟点火,他们身旁围绕着7个女青年,个个笑容灿烂。

据洪克的同事铁矛回忆,洪克自述拍摄前已经和女青年们沟通过,希望她们配合拍出好照片。当毛泽东走进休息室,习惯性地掏出烟时,洪克立刻给徐建春使眼色,心领神会的徐建春拿起了桌上的火柴。新华社评论此照: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组织加工”过的照片通常主题鲜明,构图和光线都更为完美,也比抓拍的新闻图片更容易发稿。晋永权说,到1957年,即使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大体认同应当允许“正确的组织加工”。

当这些争论还在业务领域进行时,1957年6月,毛泽东突然转变支持争鸣的态度。

石少华的秘书、新华社《新闻摄影》编辑戴戈之被下放农场,他曾批评新闻摄影因片面强调“政治第一”,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暗室技术》的作者、新华社老摄影家魏南昌,《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人民日报》图片组组长苍石、《民族画报》编辑室主任黄修一等,一批在新闻摄影界拥有话语权的人均被打成右派,他们都追求摄影中的艺术性。

骤然紧张起来的政治氛围下,1958年1月,《新闻摄影》赫然提出“新闻摄影是党的宣传工具”。据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童兵研究,“反右”之后,媒体的功能被确定为“阶级斗争工具”,待到“大跃进”,官方进一步提出新闻工作者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

从“摆布和组织加工开端”业务探讨,此时的议题逐渐转向新闻和政治的关系,而起初由编辑、记者自发的讨论,从1958年8月开始,也成为官方组织下的活动:一系列的座谈会在全国各地召开,参加者为新华社总社和21个分社人员,全国27家报纸、12家画报和杂志的新闻工作者。

1959年12月,新华社以一纸《 总结 性意见》终结了这场持续3年的讨论。《意见》并未对摆拍、组织加工这些问题加以说明,但确立了新闻摄影“正确的采访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对群众进行政治鼓动并对敌斗争。

苏联的影响

政治工具论为制作假新闻照片提供了合法性。多名老摄影人提醒,这要归咎于苏联的影响。

1954年新华社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赴苏联塔斯社学习。新华社摄影记者袁苓在结束塔斯社的学习后,整理出一本名为《在苏联摄影实习的体会》的小册子,于1957年出版;同年他又撰写《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等 文章 ,提出:新闻报道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要求,要对人民群众有指导性;为追求新闻本质上的真实,允许摄影记者合理地干涉来完成照片的拍摄等观点。

塔斯社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照片要完美”,许必华说:“这一段时期塔斯社的照片,我现在讲可以说90%都是摆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恩璞,在1950年代末学习摄影期间,亦有相同感受。当时他们学习的样板是苏联和中国合拍的两部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这两部至今仍被播放的纪录片,大量镜头为事后重拍。《中国人民的胜利》里白天进行的渡江战役,事实上发生在夜晚,纪录片里的国民党军队,均由解放军扮演。杨恩璞说:“当时学苏联,把我们整个弄糊涂了。”

但晋永权认为:不能把一切坏的结果都归至苏联,这有扩大苏联影响的嫌疑。中苏在1950年代后期关系破裂,对苏联的全面学习出现中断,1957年,大陆还大量翻译介绍苏联新闻摄影界对新闻图片造假问题的 反思 文章。

当时新闻人不懂新闻,这或许是假新闻出现的个人因素。许必华说,他开始做摄影记者时,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道摄影有艺术摄影、新闻摄影之分。他甚至认为照片不属于新闻稿件,稿件只能由文字组成。

建国初期的新闻摄影人基本由三类人组成:解放区来的战地摄影师,主要聚集在上海的老一代摄影人,刚 毕业 的大学生。这些人对什么是新闻摄影,并无统一意见。但解放区来的摄影师们,对新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位老摄影师的后代认为,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倾向于表现社会光明美好的一面。

“影子敌人”

苏联产生影响的同时,欧美新闻摄影理念,伴随着少数外国摄影师、接受过欧美 教育 的摄影人,也时时冲击着大陆新闻人的头脑。

1956年,谢汉俊留美归国,进入新华社从事摄影研究。他坚持不能因为对政治有利,记者就可以在采访中进行摆布或组织加工的观点;在1958年8月到1959年,官方组织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大讨论中,他亦强调:记者不是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依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

1958年6月,“大跃进”期间,提出“决定性瞬间”的布列松访华,给大陆新闻摄影界以更强烈的冲击。中国摄影学会陈勃,6月20日陪同布列松前往北京十三陵水库拍摄。他发现布列松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看到一个从帐篷下面伸手抓黄瓜的战士时,他像“猫抓耗子一样跑过去”,但当战士发现他拍照,对着镜头笑后,他立刻就收起相机,摇摇头走了。而同去的摄影学会摄影家们,很少抓拍人物动作,照片不够生动。两相对比,陈勃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布列松注意得多,这是值得我们改进的。

一个月后,布列松受邀与北京摄影界人士座谈,对照片的真实性、如何表现这种真实性,以及相机的选用等问题一一作答。他批评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

摄影界仍将他作为“友好人士”送走,1959年5月,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各摄影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发表的照片后,认为他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对新闻摄影界五个流行概念的辩证思考

一、“走向世界”不等于“走向西方”

10多年来,中国新闻摄影界不断能听到“走向世界”的呼声。然而,中国新闻摄影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带着什么样的价值观“走向世界”,是值得研究的。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更加迫切,中国新闻摄影与世界接触的 渠道 也多了起来。中国新闻摄影作品的传播力度不断加大,一批既在国内主流媒体就职又有一定能力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型摄影记者也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展示了自己。他们既有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理解,又有国际交流的参与能力,因而在交流中取得了成绩。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世界上90%的传播渠道控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西方传媒,而西方传媒又大多采用的是西方记者的自采稿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又由于来中国自采稿件距离远、成本高,一些西方记者不能在中国进行全面、深入的采访,导致他们传播的内容缺乏公正性和准确性。而中国摄影记者则由于照片交流渠道不畅、摄影语言不够国际化,其评价新闻事件的观点往往与“西方”不同等原因,较难使自己的新闻摄影作品“走向世界”。即便是几位在参与国际交流中取得一定成绩的摄影记者,他们也大多是借助西方媒体及其评价方式推销了自己。所以,目前中国新闻摄影以什么样的手段与世界交流,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中国,拿出什么样的新闻摄影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也就客观地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界在参与国际新闻摄影竞争中的研究课题。

从国家角度说,整合资源参与世界交流是大势所趋。首先须有相关的组织形式进行统筹,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法规。比如,网上交流的范围、市场交易的条例、违规作品的处理等,均须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其次是建立市场框架,搭建交流平台与世界进行对话。在这方面,可发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的群众性色彩,由其与相关的国内外经济实体联合建立网上新闻摄影作品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打开国内外新闻摄影作品及时交流的通道。比如,举办世界新闻摄影作品观摩、国际新闻摄影评癣相关的学术论坛活动等。今年,由文化部批准,8月份在山东省东营市举办了“一品摄影节”,9月份在山西省平遥县举办了“平遥国际摄影节”,10月份在福建省莆田市举办“中国摄影节”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新闻摄影作品的交易和交流。这种交流须用参与世界交流的传播规则、通用语言和标准手段,也就是说要以与世界相接的表达方式参与交流,以国际上通用的方式介绍中国。

从摄影记者角度说,要迅速转变观念,完成从“我投稿你用稿”的思维定势转为“产销交易”的市场模式。比如,以前一位摄影记者或通讯员拍到新闻照片后,常常采用的是将照片寄给某报摄影部或者某版面编辑,由他们决定用否,新闻摄影作品的命运单向掌握在一方手中。有了交易平台之后,作者可选择自己中意的网站或者建立自己的公开信箱,把自己的照片展示出来供各报刊乃至国内外媒体任意挑选,使作品大大增加落地的概率。

从文化角度说,由于中国的 传统文化 在价值观上强调集体性,在 思维方式 上强调总体性,这明显区别于以张扬个性为特征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区别,必然造成价值观的不同及对同一新闻事件评价方式的不同,进而对同一张新闻照片也必然形成不同的评价结果。

讨论本命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摄影记者应该清醒,具有鲜明政治立尝鲜明意识形态特征、鲜明文化色彩的新闻摄影事业就整体而言,无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还是在今后世界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它都将是“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同时,也只有是民族的,才更是世界的。由此可见,中国新闻摄影的“走向世界”不应是“走向西方”,也不应与西方价值观“接轨”,而应是运用国际通用的视觉语言和表述方式,在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立尝中国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走向世界”。

二、“新技术”不等于“好照片”

目前我国新闻摄影圈内通常所指的新技术大致是指:以数码相机为拍摄工具的采访记录功能;以超级终端、互联网为运载手段的图片信息传输功能;以电脑数字化进行图像处理的编辑功能……它解决了新闻摄影自诞生以来有关照片传输、照片制作等方面的难题。现在的摄影记者再也不用在事发现场拍了照片因没有冲洗条件及邮递不快而苦恼了。

2001年7月13日,北京在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分别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天安门广尝长安街等处采访的摄影记者便使用数码技术,在现场边拍边往编辑部发稿。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地市级的报纸60%已配备了一台或多台数码相机。日报刊登昨日照片、晚报刊登今日照片这个一直被报界视为理想的目标,已经变为现实。新闻照片传递的变快和因“快”在报纸上所发生的变化,在满足了读者求新、求快的同时,也培育了读者看最新、最快的新闻照片的阅读习惯,进而成为他们评价一张报纸新闻摄影水平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过去因为见报快而被评价为好照片的标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受众不仅需要快,而且还要看到在同一新闻现场拍摄的信息含量大、形象活、思想内涵深、服务内容新、有真情实感的新闻照片。因此,作为新技术受益者的中国摄影记者在掌握了新技术之后,仅仅可视为只是掌握了做一个现代型摄影记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武器”是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用新技术拍出优秀新闻照片才是摄影记者努力的目标。因为读者的最终需求是好照片而不是别的。

三、“高学历”不等于“高学养”

“学历”与“学养”虽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外延相差甚远。学历,是指一个人在校学习的经历和所取得的肄业或毕业证明。学养,则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学问和修养。显然,两个词不难区别。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混淆。

今年“两会”期间,在人大河北团的讨论中,河北省委书记王旭东回答一位代表关于现在有单位在用人问题上的“唯学历”现象时,有一段话颇有启示。他说:“动乱年代我们曾吃过许多不重学历、知识越少越革命的亏。现在,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有些单位在用人问题上确实存在‘唯学历论’。历史和现实中,学历高但能力差、学历虽低但学识高的例子不胜枚举。”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更新飞快的时期,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过不了多久就需要补充。所以,一个人的文凭并不能全部代表其实际掌握的学问、工作能力和综合素养,更多的知识还须在工作实践中学习积累。要跟上时代发展,不被淘汰,就必须不断学习、终身学习行。

总的看来,中国新闻摄影队伍与兄弟行业相比,整体学历偏低,文化素养有差距。这就需要大力提倡读书学习之风,倡导跟踪学习、终身学习之风,做大学问,积大感情。近10年来,尽管摄影队伍中增添了一部分新闻系的大学生、研究生,但学养总体偏低的情况依然存在。况且,就是这些具有较高学历的新生力量,也还需要继续学习,更新知识,丰富学养,才能真正适应时代的需要。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范敬宜多次倡导摄影记者要“提高学养”,原因概基于此。

四、照片在版面上的“规模”不等于社会“效果”自去年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两个词被频繁地使用起来,一个叫“读图时代”,一个叫“厚报时代”。“读图”是指读信息之图,“厚报”是指扩版后版面增多到一定数量之报。读者青睐“读图”,是因为看照片能“一图胜千言”、“百闻不如一见”。“读图”能突破不同文化的限制,省时可信。各报争相扩版进入“厚报”行列,其主要目的则是因“厚报”能容纳更多的文字信息和图像信息。“厚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读图”而厚,它使新闻照片在版面上达到效果的最佳化和最大化成为可能,也使多年来中国摄影记者为之千呼万唤的“让新闻照片在版面上大起来、多起来”的目标一步步变成了现实。所以,“读图时代”和“厚报时代”的发展都与新闻摄影密不可分,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但是,大起来、多起来不等于好起来。读者对新闻摄影的大量需求不等于对新闻摄影质量的忽略。读报过程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用一张照片能足以表达事件主题的新闻,有的报纸却用了一组照片或者一个整版甚至更多的篇幅去刊登。有的图片编辑在编辑图片的过程中,还把成组照片“铰碎”了,然后再拼成个“大拼盘”刊登在报纸上……这不仅失去了新闻照片的严肃性,同时也影响了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使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挖掘好照片的积极性大大减弱。事实也如此,从近期业内了解的情况看,许多同行在交流时都有同样的感受,他们认为,现在照片见报容易了,但少了以前那种发表作品后的喜悦;发表照片多了,篇幅大了,但少了以前刊登一组或者一幅照片后的社会反响;图片需求大了,但在新闻摄影界却反而感觉“冷”了下来……这些反差说明摄影报道在拍摄与刊登过程中质与量未能同步提高,编辑没能在新闻照片多了后,更加准确地从挖掘照片的新闻价值、从方便读者阅读的角度去处理照片。因此,当我们以饱满的热情走进“读图时代”和“厚报时代”时,摄影记者应该清醒,无论时代发生何种变化,无论编辑部为记者提供了多少版面,无论电脑为图片编辑处理照片提供了多少便利,读者对装载“准确新闻”的“好照片”的需求不会变。好的社会效果还需要编辑部对图片恰到好处的版面安排。

五、“新闻摄影策划”不等于“新闻照片炒作”与做任何事情事前必有所谋划一样,新闻摄影报道的策划不是现在才有。只要翻一翻过去的报刊尤其是新闻业务杂志,便不难发现,各报都有过许多成功策划的案例。今天,在报业走向市场的竞争中,策划更是如鱼得水地发挥着它的威力。客观地看,人们对策划自觉的运用是历史的进步,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策划同时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则。就摄影报道的策划而言,在尊重新闻事实、尊重新闻摄影规律基础上的策划,一般社会效果会好。反之,不顾新闻事实,对一个极少或没有新闻价值的题材进行小题大做的所谓“策划”,其社会效果就差。

1998年抗洪救灾报道中,工人日报及时在抗洪救灾的前后方分派编辑、记者,进行了在一版连续五天以《洪水在肆虐》、《砥柱立中流》、《铁骨筑长堤》、《党旗在飘扬》、《深情系灾区》(见图)为题刊登整版新闻照片的大型策划,把新闻摄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理想的社会效果,先后获得了全国抗洪救灾好版面一等奖、全国抗洪救灾好照片一等奖等奖项。

此次策划的成功究其原因有两点 经验 :一是在策划中对报道的整体规模设计一定要适度;二是版面安排(形式)与所挑选的照片(内容)组合要适度。同时,在组版的过程中,对新闻照片从挑选到剪裁都要建立在尊重新闻摄影报道规律、刊登佳作的基础上进行。相反,如果在版面策划上过于“铺张”或“小题大做”,在照片的挑选上违背新闻摄影报道规律,尽管图片报道规模宏大,题目十分抢眼,仍难免给人以炒作之嫌。所以,当我们把策划运用于新闻摄影的竞争时,莫把炒作当策划。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

提问2:像圆明园的毁灭的事件。

最佳答案: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相关地图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

编辑本段战争之前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遂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68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1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机出兵朝鲜,逼迫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伊藤博文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基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慈禧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鸟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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