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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一:林宗善言

优质回答:第一章 东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品藻

人物品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起源甚早,而在东汉、三国之际,尤为风行。通俗地讲,人物品藻就是人物评论。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观察与评价;换言之,就是对人进行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这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观念等等,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东汉的人物品藻

(一)清议之风与人物品藻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这里,范晔将汉代士风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高祖时代,盛行“轻死重气”的任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代,其时崇尚儒学,多“守文之徒”;第三个阶段是王莽专伪及光武中兴时期,士人追慕隐逸,明哲保身,相沿成俗;第四个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盛行清议之风。关于清议产生的历史原因,这段话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清议的内容非常广泛。而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但品核公卿者,并不仅限于一般的士人,有时也有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

……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评论公卿的优劣,主要看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同时也要看对待人才的态度如何。《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附《周景传》:

(周)景字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东汉时代的清议,对人物的言行往往能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映。《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

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

因此,当时的公议是颇有力量的,某些达官贵人常常为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后汉书》卷五二《崔骃列传》称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便询问他的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钧所说的论者就是清议者。《后汉书·党锢列传》谓郭林宗、贾伟节为太学诸生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这五个人实际上就是清议人物的代表。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显示了清议力量的强大。陈蕃和李膺是朝野清议力量的总代表,清议名士与之紧密呼应,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四,本书征引《世说新语》的文字,依据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陈蕃也喜爱论士。《后汉书》卷五三《徐稚传》:

帝因问蕃曰:“徐雅、袁闳、韦著谁为先后 ”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但随着陈蕃的失败,两次大规模党锢之祸的兴起,清议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清议之风便被扼杀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至中平元年(184),党锢才彻底解除。尽管如此,后汉清议家的政治建树与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范晔曾经作出过中肯的评价: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子欢其义。壮矣哉!(《后汉书·党锢列传》“论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有个别知识分子采取了龙蟠凤逸的态度。《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的做法是否高明姑且不论,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确实与众不同。这也足以说明党锢事件本身有其历史的渊源。我们不得不承认,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而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的脊梁,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总是自强不息,总是奋发向上,总是不肯低头。华夏古国的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正在于此!

(二)许、郭之学与人物品藻

《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许劭与郭林宗作为东汉时期品题人物的名家,在品评、识鉴人物方面,对当代及后世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称桓彝:“性通朗,早获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许、郭并称,而郭之成就实高于许,这里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1.许劭之人物品评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后汉书》本传)。所谓“好人伦”,即喜好人物识鉴与人物品评。在这方面,许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许劭品鉴人物,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百发百中。《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裴松之注引《汝南先贤传》曰:

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间,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余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

许劭品评人物,既发掘其内在的精神,也注重其外在的美质,做到内外兼顾。《三国志》卷一0《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或问许子将,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同为璧玉一般的美质,而表现方式不同,可见许劭很善于把握人物之间的细微差别。由于他观察人物准确而细致,所以往往能够预见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三国志》卷四九《刘繇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曰:

是岁,繇屯彭泽,又使融助皓讨刘表所用太守诸葛玄。许子将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善推诚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

其次,许劭创造了“月旦评”这一独特的人物品藻形式。《后汉书》本传:

初,劭与(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月旦评”在品鉴人物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使评论人物由自发的行动变成自觉的行动,同时由于每月更换题目,所以形成了有组织的人物品鉴会议。“月旦评”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避免了个人品论的偏颇。

由于许劭善长鉴别人物,故名重当世,朝野士人唯恐交攀不及。《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曰:

(桥)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太祖乃造子将,子将纳焉,由是知名。

此文下裴松之注又引孙盛《异同杂语》:

(曹操)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后汉书》本传亦称: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如前所述,“英雄”是汉晋间人物品藻的一个名目,许劭为曹操立此目,当然会使他万分高兴,只要是英雄就足矣,至于“奸雄”和“奸贼”的贬词,曹操是在所不顾的。《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一经许劭品题,便会见重于世人,足见其声望之隆与信誉之高。

许劭在东汉时期是人人宗仰的一代名流,但后人对他却颇多讥贬之辞。此类议论,从三国以至两晋,几乎代不绝音。这类批评意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品鉴人物有欠公允。以曹魏蒋济的《万机论》为代表。《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裴松之注:

蒋济《万机论》云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拔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臿齿牙,树颊胲,吐唇吻,自非文休敌也。”

又同书卷三八“评曰”裴松之注引《万机论》:

许文休者,大较廊庙器也,而子将贬之。若实不贵之,是不明也;诚令知之,盖善人也。

据《三国志》卷三八《许靖传》载,靖“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而私情不胁。劭为郡功曹,排摈靖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又《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曹丕《典论》曰:“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于太守许贡座,至于手足相及。”可知他们兄弟的感情一向不好,性格亦多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许劭自然难以客观地评价许靖。《后汉书》本传称许劭“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但若执此一端,便谓许劭评论所有的人物都是从主观好恶出发的,恐怕也不合事实,故蒋济说许劭“褒贬不平”有失偏颇。

二是指斥他人,却不能严于律己。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

……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讪,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雠。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全三国文》卷六五)

关于许劭的为人,史书无详细的记载,但观其力贬从兄一事,固非君子之所为,诸葛恪的看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三是关于“月旦评”的问题。《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尝问梅陶曰:“君乡里立月旦评,何如 ”陶曰:“善褒恶贬,则佳法也。”纳曰:“未益。”时王隐在坐,因曰:“《尚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贬! ” 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隐曰:“《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称家者岂不是官必须积久,善恶乃著,公私何异!古人有言,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勋。累世乃著,岂但一月!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朝种暮获,善恶未定矣。”……

祖纳认为人物的善恶与长短,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才能够充分揭示出来,而“月旦”之品人,仅限于一月之间,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这种品评方法不可据信。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月旦评”是一种及时而迅速的人物评论活动,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其作用不可完全抹杀。与祖纳不同,葛洪则将“月旦评”视为一种“弊俗”。《抱朴子》外篇《自叙》说: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雠,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

他认为“月旦评”是结党营私的表现,后汉时期党人的形成与此有密切关系。它导致了士人的不团结,即所谓“朋党分部”。《后汉书·党锢列传》云:“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对党人的历史功过,我们姑且不论,“党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非常复杂的,“月旦评”确实与之有关,尽管这不是主要原因。显然,葛洪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孙权称臣,斩送关羽。太子书报繇,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亦何可憎!’顾念孙权,了更娬媚。”太子又书曰:“得报,知喜南方。……若权复黠,当折以汝南许劭月旦之评。权优游二国,俯仰荀、许,亦已足矣。”

可见对于许劭创造的“月旦评”,有识之士还是颇为看重的。

2.郭林宗之人物品藻

郭林宗品鉴人物的成就远远高于许劭,其影响力也比他大得多。葛洪《抱朴子》外篇有《正郭》一文专论郭林宗。案《后汉书》卷六八《郭林宗传》: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本传又说:“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他所甄拔的人物有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贾淑、史叔宾、黄允、谢甄和王柔等等,“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郭林宗之人物品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善于发现人物的独特之处。《后汉书》本传附《孟敏传》: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同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仇览》: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 ”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

孟敏和仇览都是特立独行之士,因而见重于郭林宗。

第二,崇尚美好的道德情操。《后汉书》本传附《茅容传》:

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 ”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对于美德的崇尚,乃是郭林宗的一贯作风。

第三,善于透过现象,捕捉人物的本质特征。《后汉书》本传附《谢甄传》: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又《史叔宾传》:

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林宗不为谢、边、史三人的“盛名”所迷惑,他的与流俗迥异的独到看法,均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可见他是很善于洞见人物的本质的。

第四,胸怀宽广,“不绝恶人”(《后汉书》本传附《左原传》)。《后汉书》本传附《贾淑传》: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

贾淑是犯过错误的青年人,林宗并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褒奖其善良的倾向,最终使之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儒者的博大情怀,在郭林宗的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

第四,重视人物内在的精神。《后汉书·党锢列传·刘儒》:

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

《后汉书》本传注引《谢承书》曰:

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林宗对刘儒、黄宪二人洞见深明,因而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服。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内刀”,是说朱晖的精神、性格锋利如刀,所以面对贼人手中的“外刃”,他毫无惧色。这说明当时的人非常看重人的精神。而郭林宗之论人举士正体现这种审视人物的倾向。

由于林宗善于品评人物,言不虚发,故驰誉当世,声望极高。《后汉书》卷六八本传载:

(林宗)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襃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当时人爱屋及乌,竟然连郭林宗不经意的服饰打扮都加以模仿。不仅如此,郭林宗还有一言九鼎、左右朝野舆论的威力。某些有争议的人,在得到他的褒扬之后,人们往往对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刮目相看。《后汉书》卷三一《苏章传》附《苏不韦传》说“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郭林宗闻而论之,以为胜过伍员,“议者于是贵之”。而某些素有高名的人,本来是无意中犯了错误,而一旦受到郭林宗批评,便会马上遭到人们冷落。《世说新语·规箴》三: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恸,躯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所日。

这个故事足以说明郭林宗在当时的影响力是何等之大。他在品鉴人物方面不仅有出色的实践,同时在理论上也作了深刻的总结。《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

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行,遭乱亡失。

这条材料非常重要。据此,我们知道郭林宗著有一部关于品藻人物、选择人才问题的理论著作,只是还没有流传,便遭乱亡失了。尽管如此,他在甄拔与识鉴人才方面的卓越实践,对三国之际的人才学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明乎此,我们对刘卲《人物志》这部人才学杰作的诞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提问二:“腾山赴壑,风厉焱举。”是什么意思,要具体翻译

优质回答:意思是用各种名利诱惑,但隐士不为所动,最后用天下大义来劝导,使隐士出山,最终成功。

出自曹植《七启》:

曹植的《七启》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

本篇选自《全三国文》卷一六。此赋以招隐求贤、辅君济世为 主旨,大约作于曹操建安十五年发布《求贤令》后。

扩展资料: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

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提问三:何晏的译文是什么?

优质回答:看是那一首?!以下是关于何晏的详细介绍

三国魏何晏是儒道兼修的人。他的《论语集解》是一部煌煌巨著,被清代阮元收入《十三经注疏》。而何晏作为正始名士的代表,开一代清谈之风,对晋代玄言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晋范宁学识渊博,其《谷梁传集解》亦被阮元收入《十三经注疏》。与何晏一样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他的政治散文笔锋犀利、关注时弊,反映出很强的民本思想。范宁的儿子范泰,历仕晋、宋二朝,位望通显,曾撰《古今善言》24卷。范泰的儿子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后汉书》80卷,不但体例上善于创新,而且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南北朝又是新的文学思想、文学形式不断产生的时代。这期间,南阳作家在对近体格律形式的探索和确立上,做出了杰出贡献。范云和宫体作家庾肩吾、庾信通过自己的实践,使五言近体诗的格律基本定型,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庾信更是凭借多样化的诗赋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成了南北朝时代诗赋创作集大成的作家。

何晏的诗赋创作

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南阳市)人,其祖父是汉末大将军何进(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其父何咸早亡。其母尹夫人,在何进、何咸死后被曹操纳为夫人,何晏也随母养于魏宫,成为曹操的养子。�

在历代封建正统文人笔下,何晏被描绘成一个“蔑弃典文,不遵礼度”的人物(《晋书》卷75《范宁传》。),陈寿在《三国志》中称何晏“好老庄言”,何晏本人在更多方面则表现出好儒家言。他所主编的《论语集解》一书是典型的正统儒家著作,被唐代统治者视为标准注本;他对儒家礼仪甚有研究,杜佑《通典》所收录的《与夏侯太初难蒋济叔嫂无服论》,便是何晏关于丧礼的专题文章;尤其是正始八年(247年)秋天所写的《奏请大臣侍从游幸》一文,很严肃地对小皇帝曹芳不遵礼教放达不羁的行为提出正面劝诫,所以,有些清儒据此将何晏视为被诬的儒家人物,并认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迫于当时的政治高压而不敢公然替何晏立公正之传,只在该书《齐王曹芳纪》中收录这篇文章的全文,以便使后人能够认识何晏是一个有“大儒之风”的人物。�

大约在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前后,何晏娶了曹操与杜夫人的女儿金乡公主,被授为驸马都尉,赐爵关内侯。他当时所能做的无非是陪同游宴,为皇帝吟诗作赋以歌功颂德,如他曾遵命为新建的景福殿作赋。作为一个才华横溢并且有政治抱负的思想家,这种境遇何晏当然是不满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何晏和一些与他一样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青年官员,如夏侯玄、邓飏等人,迅速形成了一个贵族青年士人组成的团体。“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三国志·魏书》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洛阳上层日益扩大,“收名朝廷,京师翕然”(《三国志·魏书》卷28《诸葛诞传》。),越来越多的青年士人参加进来,甚至连司马懿那位以务实而闻名的儿子司马师也被吸引而至,并形成一种时髦风气,在京师弥漫开来,尤其是其“人材清议”舆论,甚至影响了政府的选官活动。这在朝廷当权派看来,就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非法结社活动。于是建安老臣董昭等上书魏明帝要求对其予以严厉制裁,魏明帝迅速作出反应,于太和六年(232年)下诏,以“浮华交会”等罪名将夏侯玄、何晏、邓飏等15人“皆免官废锢”(《三国志·魏书》卷28《诸葛诞传》注引《世语》。),断然镇压了这批青年名士。�

景初三年(237年),魏明帝任命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曹爽一直与夏侯玄等“浮华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随着曹爽地位的上升,何晏也从正始元年(240年)起,先被任命为散骑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吏任免。这样,大批青年士人在何晏的直接选拔下步入仕途,新派力量日益壮大。他们的清谈论辩及玄学理论,被誉为“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他们根据新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变革尝试,被称为“正始改制”。作为正始名士的领袖,何晏终于等到了实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也开始了其生命史上最辉煌、最具悲剧色彩的一幕。�

在学术活跃的正始时期,何晏完成了自己丰富的著述,并创立了贵无论玄学。据各种史籍记载,何晏的著作共有九种之多,但除《论语集解》外,其他如《周易何氏解》(又称《周易私记》)、《乐悬》、《孝经注》、《官族传》、《魏晋谥议》、《老子道德论》(又称《道德问》)、《老子杂论》(又名《老子讲疏》)等均在唐宋时亡佚。何晏现存的思想资料,只有收录于《全三国文》中的佚文。�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兄弟三人及其亲信何晏、邓飏、丁谧等人同日斩首,并诛及三族。�

纵观何晏一生,可以称之为悲剧人物。这位弱不禁风、性格怯弱又孤傲的才子,本就是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但历史却将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力不从心地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何晏集团被杀之后,玄学思潮也随之一度低落。但因其思想符合了士族社会发展要求,故被后来的西晋士族阶层仍视为思想领袖,他们掀起的玄学思潮也风靡了西晋上层知识界。何晏则作为玄学之风的首倡者于几十年后,再次被玄学青年们所崇尚,并以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永久地载入史册。�

何晏的著作多已散佚,今存有《论语集解》及几篇奏议论文,而其文学作品主要是《景福殿赋》和二首《言志诗》。�

《论语集解》是出自多人之手的官书,由何晏主持完成,是典型的正统儒家著作。本来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据《论语集解·序》记载,参加本书编纂的,除何晏外,还有郑冲、孙邕、曹羲、荀�NFDC7�四人,何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是全书的主编,所以今本往往独称《何晏集解》。《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理性解释的精粹集,它的成书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当然其中也有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痕迹,其注释文字中关于“道”、“自然”、“无为”、“任道”等的表述有近十条,这是以道释儒的最初尝试,但并不表明它是以玄学理论为指导的著作,所以唐代以后人们仍把《论语集解》看作是标准的注本,并被收入到《十三经注疏》中。�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六年(232年)“三月癸酉行东巡……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殿、承光殿,缪袭作《许昌宫赋》,何晏、韦诞、夏侯惠等均作《景福殿赋》”。《文选》卷十一李善注引《典略》亦曰:“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何晏的《景福殿赋》,基本上模仿汉代京都宫殿大赋的写作方法,体制宏大,文辞典丽,并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纵观《景福殿赋》全文,不难看出,作者的立意在于歌颂曹魏政权的同时,提出“故将立德,必先近仁”,为政之道,在于爱民。作者利用一些阿谀之词作外衣,自是有他的难言之处。从何晏当时的地位和思想来看,完全的歌功颂德未必是他的本意。应该指出的是,《景福殿赋》在歌颂景福殿之宏伟壮丽的主旋律中,时时有新义。其一,何晏首先将魏明帝美化为玄学理想中集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理想君主。其二,在介绍景福殿各个建筑部分时,只要有可能,何晏都借题发挥,不时地插入议论。如在介绍壁画功能时说:“钦先王之允塞,悦重华之无为”,重华即虞舜。按五德终始说,舜与曹魏同为土德,故当时格外受曹氏尊重。这里何晏于献媚之中借机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其三,赋的结尾,何晏表达了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状态:“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莫不优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近似老子笔下“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的社会。�

描写宫殿是西汉以来大赋创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前已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品,如司马相如《长门赋》、扬雄《甘泉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景福殿赋》继承了这类赋的传统做法,从宫殿建造缘起、规模、环境及其内外特点、景观进行了描写,排比铺陈,上下内外,南北西东,依次抒写,不板不滞,颇具功力。作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汉大赋“品物毕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模式,写得精练生动;尤其是在宫殿的营造方面,有极精彩的描绘,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作品时有精辟议论,借古喻今,规箴时政,使文章开阖有致,跌宕生姿。全文在写作上采用疏密相间、夹叙夹议的方式,既有写意式的泼墨,如第二段对宫殿的鸟瞰,又有工笔式的精雕,如第三段关于飞檐斗拱的刻画,意到之处气足神完,纤细之处微入毫发,而且议论文字虽多,但却恰当得体,毫无血脉贲张之感,意见于言外,深具情韵,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在魏晋赋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正始九年(24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高平陵政变前十几天,管辂以占卜方式告诫何晏失败之必然,何晏内心非常恐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对方政变的“大罗网”即将撒下的现实,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悲凉情绪写下了如下两首诗: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这是何晏仅存的两首诗,今题作《言志》或《拟古》。这两首诗都运用比兴手法,抒发忧生畏祸之嗟,既是他心理状态的反映,又是对人生处境、人的命运的哲理性概括,诗中明显地流露出进退之间的矛盾情绪,散发着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气息。�

第一首谈怎样才能“逍遥”即获得自由的问题,这自然令人想起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的开头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海中的大鱼“鲲”化为大鸟“鹏”,将从北海迁徙到南海。它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高的大浪,而后乘御飙风,直上九万里高空,向遥远的南方飞去。而蜩(蝉)与�NFACC�鸠(一种小雀)嘲笑说:我们鼓翅奋飞,碰到榆树、枋树就停息下来;即使飞不到,也就是掉在地上罢了,干嘛要飞到那么高那么远呢?按庄子的本意,大鹏是“逍遥”即绝对自由境界的象征,蜩与鴬鸠则象征着被狭小的环境所拘囿,满足于卑琐生活的境界。�

那么,在这里何晏又是如何看待“逍遥”的问题呢?诗中的鸿鹄即黄鹄,是一种大鸟,古人认为它能一举千里。《楚辞·惜誓》:“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可见其飞翔之高远。这个形象同《逍遥游》中的大鹏显然是相似的,在本诗中有自比之意。但何晏的思路却同庄子不一样。他认为,鸿鹄并非不会遇到危险,也并非没有忧患之心。相反,正因为飞得高,更容易遭遇罗网,因此失去自由,乃至夭折而死。所以,与其高飞远游而惊惧不安,倒不如同其他凡庸的水鸟一样,游息于五湖(这里泛指大湖泊),随波逐流,啄食萍草,反可以逍遥自在。这和庄子《逍遥游》的本意恰巧相反。稍晚于何晏的郭象注《庄子》,对上述寓言作出如下解释:物类有大有小,各任其性、各当其分便是逍遥,故大鹏之远举高飞,同小虫小雀之拘于中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这一歪曲原意的解说,恐怕就是从何晏这里演化出来的,只不过他把何晏面对现实的那一层忧患感给抹杀了,以便为身在官场的士人作理论上的辩护。�

第二首以蓬草和浮萍为喻,先说蓬草离根,便身不由己,随风飘传。四海茫茫,道途遥远,蓬草的飘移也永无终极之时。这是感叹人生于尘寰之中,毫无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被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牵制推移,永无休止。然后说但愿如浮萍一般,在小小的清池中获得安宁。可即使得到安宁,也只是暂时的,姑且及时行乐吧,往后的命运,谁又能预料呢?这里流露出来的忧患感、危机感,比前一首更为强烈。�

魏晋之际是一个玄学日渐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诗歌创作明显地转向哲理化的时期,何晏作为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这两首《言志》诗,也标志着魏晋诗歌哲理化的开端(稍后的玄学家、诗人阮籍的82首《咏怀》则把诗歌的哲理化推上了高峰)。正是何晏的两首《言志》诗,把他的实际境遇,引申到一个哲学问题:自由的不可能性。我们可以看到,在阮籍的《咏怀》诗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如果说要求从传统的社会规范中解脱,追求个人自由,是魏晋时代具有深刻意义的新思潮的话,那么认识到自由的不可能性(即自由意志永远受到现实关系的限制)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粗看起来,这两个命题似乎相互抵牾,其实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在何晏、阮籍等人的笔下,前者多作为抽象的哲学问题来论述,后者则多和具体的生活感受联系在一起,在诗歌中用艺术形象来表现,何晏的《言志》和阮籍的《咏怀》就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当然,何晏、阮籍的纯粹的哲学论述,同他们在诗中对人生处境所作的哲理性描摹,虽存在着共同的出发点,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提问四:毓文言文

优质回答:1. 于在文言文里的意思

【于】

(一)介词。

1.在,从,到

①乃设九宾礼于庭。(在)《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

③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前一个“于”:从)(《劝学》)

④从径道亡,归璧于赵。(到)《廉颇蔺相如列传》

2.“在……方面”“从……中”

①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

②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悔。(《游褒禅山记》)

3.由于

①业精于勤、荒于嬉(《进学解》)

4.向,对,对于。

①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赤壁之战》)

②鲁肃闻刘表卒,言于孙权曰……(《赤壁之战》)

③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师说》)

5.被。

①君幸于赵王。《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屈原列传》)

6.与,跟,同。

①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②燕王欲结于君。《廉颇蔺相如列传》

③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赤壁之战》

7.比。

①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②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后一个“于”:比)(《劝学》)

【于是】

1.相当于“于+此”,在这时,在这种情况下,对此,从此,因此。例:

①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在这时)

②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捕蛇者说》)

③于是余有叹焉。(因此)(《游褒禅山记》)

④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从此)

2.连词,表前后句的承接或因果关系,与现代汉语“于是”相同。例:

①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五人墓碑记》)

③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触龙说赵太后》)

【见……于】表示被动。

①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秋水》)

②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愚溪诗序》)

2. “于”在文言文中有什么意思

1、引进动作的时间、处所、范围、对象、方面、原因等,视情况可译为“在”“在……方面”“在……中”“向”“到”“自”“从”“跟”“同”“对”“对于”“给”“由于”等。

2、放在形容词之后,表示比较,一般可译为“比”,有时可译为“胜过”。 3、放在动词之后,引进行为的主动者,可译为“被”,有时动词前还有“见”“受”等字和它相应。

4、放在句子开头,表前后句的承接或因果关系,与现在的承接连词或因果连词相同。现代汉语也这样用。

放在谓语之前或谓语之后,“于是”属介宾短语作状语或补语。可根据“于”的不同用法,分别相当于“在这”“从这”等。

【例句】1、得复见将军于此。(《鸿门宴》在) 2、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公输》在……方面) 3、良曰:“长于臣。”

(《鸿门宴》)。

3. 谁知道《世说新语》中:锺毓、钟会的古文

你要的应该是第一则。

《世说》中间,钟毓的故事另还有两条,钟会的更多。

言语第二之十一、汗不敢出

(原文)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译)钟毓、钟会兄弟二人少年时就有美名,十三岁的时候,魏文帝(曹丕)听说了兄弟二人的名气,就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让你的两个儿子来见我吧。”于是下令召见。见面时钟毓脸上有汗,文帝问他:“你脸上怎么出汗了?”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又问钟会:“你脸上怎么不出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言语第二之十二、偷本非礼

(原文)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译)钟毓兄弟俩小的时候,有一天趁他父亲白天睡觉,就一起偷喝父亲的药酒。他爸爸这时醒了,就暂且假装还在睡着,观察他们俩的行为。钟毓是先拜后喝酒,钟会只是喝酒,并不行礼。后来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行拜礼,钟毓说:“喝酒要讲究礼仪,所以我要拜。”又问钟会为什么不拜,钟会回答:“偷本来就不合礼仪,所以我不拜。”

4. 文言文翻译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翻译: 钟毓、钟会在少年时期就有美名。钟毓十三岁时,魏文帝曹丕听说这两个孩子的聪慧名声,就对他们的父亲钟繇说:「可以叫这两个孩子来见我。」于是奉旨进见。钟毓脸上有汗,魏文帝问:「你脸上为什么有汗?」钟毓回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钟会脸上没出汗,文帝又问:「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回答:「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5. 毓和瑕在一起的成语,或者古文,顺带解释一下,出处也可以告知

没有毓和瑕在一起的成语,含毓字的成语只有2个: 1、毓子孕孙 【拼音】: yù zǐ yùn sūn 【解释】: 毓:养育。

繁衍子孙。 【出处】: 汉·蔡邕《刘镇南碑》:“况乎将军,牧二州,二纪功载王府,赐命优备,赖而生者,毓子孕孙,能不歌叹!” 【举例造句】: 赖而生者,毓子孕孙。

《全三国文》卷五十六 【拼音代码】: yzys 【用法】: 作谓语、宾语;指繁衍后代 2、钟灵毓秀 【拼音】: zhōng líng yù xiù 【解释】: 钟:凝聚,集中;毓:养育。凝聚了天地间的灵气,孕育着优秀的人物。

指山川秀美,人才辈出。 【出处】: 唐·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

【举例造句】: 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六回 【拼音代码】: zlyx 【近义词】: 鸾翔凤集 【用法】: 作谓语、定语;指人杰地灵 【英文】: a place endowed with the fine spirits of the universe。

提问五:全三国文译文

优质回答:倚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矫首而 飞,不如修翼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务学之必达也。 飞,不如修翼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务学之必达也。 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闻。 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闻。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 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 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谓 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谓

人师矣。 人师矣。 」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 」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 故学者求习道也。 故学者求习道也。 若有似乎画采,玄黄之色 若有似乎画采,玄黄之色

既著,而纯皓之体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 既着,而纯皓之体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欤? 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日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於 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日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于

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日月之行,终身亹亹,没而后已。 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日月之行,终身亹亹,没而后已。 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不能兴其功也。 故虽有其才而无其志,不能兴其功也。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

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 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 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

解析:站在原地而希望到达远方,还不如赶紧走去,必定会达到目的地的;鸟抬起头只想着要飞,还不如理好翅膀起飞,必定可以达成愿望;离群独处而希望得到聪慧,还不如努力学习必可达到目标。 所以君子不随便发出心愿,如有所愿,必是为了求得学问;不轻举妄动,如有所动,必是为了从师问学;不轻易发言,如有所言,必是为了增广见闻。 所以君子不随便发出心愿,如有所愿,必是为了求得学问;不轻举妄动,如有所动,必是为了从师问学;不轻易发言,如有所言,必是为了增广见闻。 因此君子的性情温文有礼平易近人,而美名也会不断的流传开来。 因此君子的性情温文有礼平易近人,而美名也会不断的流传开来。 孔子说:「不学习哪能有所作为呢?不思考怎麼会有收获呢?弟子们要以此勉励自己啊!能这样就称得上善於从人而学了。」马虽跑得快,如不熟习驾车,也不能成为好马;一个人虽有很好的禀赋,如不学习处世的道理,也不能成为君子。 孔子说:「不学习哪能有所作为呢?不思考怎么会有收获呢?弟子们要以此勉励自己啊!能这样就称得上善于从人而学了。」马虽跑得快,如不熟习驾车,也不能成为好马;一个人虽有很好的禀赋,如不学习处世的道理,也不能成为君子。 所以为学的目的,在於学习做人的道理。 所以为学的目的,在于学习做人的道理。 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就如绘画时的颜色,把黑色黄色涂上去后,画布原有的纯白就消失了,一直到画布破烂而黄黑色仍不变,有谁知道它原来是纯白色的呢? 学习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就如绘画时的颜色,把黑色黄色涂上去后,画布原有的纯白就消失了,一直到画布破烂而黄黑色仍不变,有谁知道它原来是纯白色的呢? 子夏说:「天天复习,所学的就不会忘记;每日努力,则不会退步;时时听取天下美好的言论,心志就会更高远。」所以君子对於学习从不懈怠,就好像宇宙的转动,日月的运行,终身勤勉不倦,一直到死才会停止。 子夏说:「天天复习,所学的就不会忘记;每日努力,则不会退步;时时听取天下美好的言论,心志就会更高远。」所以君子对于学习从不懈怠,就好像宇宙的转动,日月的运行,终身勤勉不倦,一直到死才会停止。 所以虽有好的资质而不立志,也不能见到功效的。 所以虽有好的资质而不立志,也不能见到功效的。 学习以立志为主,资质是次要的。 学习以立志为主,资质是次要的。 学习,不怕资质不够好,而应忧虑的是不能立志。 学习,不怕资质不够好,而应忧虑的是不能立志。 学习的人有亿兆之多,而能成功的却没有几个,所以君子学习必先立定志向。 学习的人有亿兆之多,而能成功的却没有几个,所以君子学习必先立定志向。

从上文内容中,大家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全三国文的信息。了解完这些知识和信息,点虫知识希望你能更进一步了解它。